一

从滇西重镇大理沿大保高速公路往西，顺着西洱河行驶二三十公里，公路边的岔道旁立着一个白底蓝字的路牌：漾濞。车窗外，南北走向的云岭山脉在这儿侧了个身，便于洱海的水得以借助西洱河流到澜沧江最终汇入大海。公路两侧是高耸的山峦，峡谷的一面因阳光照耀而明亮、活泼、开朗；另一面沉默阴暗、心事重重。阳光的移动，给人感觉河谷两侧那长条形的山脊，好像是一阴一阳的两根时针，而滇西大地，则是一个不规则的表盘。河道顺山势而行，千万年的磨合，什么地方河水犹豫着拐弯，什么地方喧哗着直行，什么地方河水流连忘返，都已形成默契。汽车在行进中，前行的方向会根据公路的走向调整着角度，这样一来，透过车窗玻璃，偶尔能够看到河水在远处晃动着粼粼波光。已经离开漾濞那个岔口很远了，我的心思却仍然停留在那个地名上，无法释怀，我好像把一部分自己留在那里了，肉身和灵魂都没有跟上来。漾濞。我在汽车的马达声中努力搜寻这个名词。“漾”字我认识，常见字，令人联想起水波荡漾。苏轼曾写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潋滟一词就是水波荡漾的意思。但“濞”字很少见，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在面对这个字时，不敢轻易发音。有时，人们遇到不认识的字，通常会采用读字读半边。形声字，特殊的造字法，的确在某些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生字带来的麻烦。但这样的识字法有时又隐藏陷阱，会令人陷入被动。我就亲耳听到有人把“耄耋之年”读成了“毛至之年”。中国文字就像是一个迷宫，有时，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环境里会读不同的音，意义也千差万别，真不知道最初的文字创造者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将中国字弄得如此复杂。

作为一个地名，漾濞显得卓尔不群。与一些平庸的地名不一样，它含蓄、隐晦，意味深长，具有某种因陌生而产生的魅力，仿佛覆盖着薄纱的美人，神秘中隐藏着让人心动的向往。因为仅从字面上看，我始终无法一眼洞穿这个地名的含义。假使一个地名叫谷里、林口、河边、坎下、海口，或者塬上，这个地名的魅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些地方，仅凭它的字面含义，意思也能猜个十之八九。但漾濞不一样，它是那种坐在汽车里看到这个路标，哪怕它只是一晃而逝，也会吸引你目光的地名。李健在《传奇》中写下过这样的歌词：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地名也一样，有的地名，哪怕看到过一百次，也让人熟视无睹，而有的地名，看上一眼就难以忘怀。漾濞就是这样的地名，它醒目、抢眼、跳跃，两个字都带有三点水，笔画还多，意义神秘，夹在无数我所知道的地名中容光焕发。

我不知道人们为何要把一块土地取名为“漾濞”。遥远的古代，人类还没有文字，大地杂乱无章，混沌一片，人们终其一生都只能够生活在自己视野可及的有限区域。后来，因为人类对置身的土地进行命名，就有了无数像漾濞这样的地名作为大地的标识，我们寄居的这个世界才逐渐清晰和有序起来。其实不仅是对土地进行命名，还有对山河进行命名，对植物进行命名，对动物进行命名，甚至对人进行命名……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被命名后，世间的一切才真正变得井井有条起来。命名，让此处与彼处、此物与彼物、此人与彼人区分开来了。《创世记》中说，起初的天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因为有光，世界才清晰起来。但这个光，除了太阳光，我以为还有对万物进行命名的光。正是因为有了对万物的命名，世界才让人有迹可循，就像排列整齐的中药柜，黄连、杜仲、人参、重蒌、半夏……只要在药柜上标明，哪怕最初到来的药剂师，也不会把药抓错。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对万物的命名，我们人类甚至无法从动物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沿着这样的思路往深处想，我甚至觉得能否给大地进行命名，是人与动物重要的区别。在这一点，我感激人类的抢跑。我至今仍然觉得，对大地进行命名，是人类对世界最为独特的贡献。相当于，我们率先在一个巨大的隐形坐标上，标明了彼此的位置，也标注了万物的区别。时光的深渊里，这些命名，像洁白的莲花在黑暗的水底盛开，照亮了人类通向未来的坦途。千奇百怪的命名，来历模糊，血统复杂，但它让地球上的一切变得井井有条。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名词的世界。是名词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基础。和名词庞大的体量相比，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皆成为毫不起眼的点缀。

在与漾濞擦肩而过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名词的重要。汽车沿着公路急驰，从前挡风玻璃看出去，是变幻着的峡谷，是被带有弧度的菱形挡风玻璃切割的山体，及闯入我视野里的一大堆名词：天空、白云、风、空气、公路、植被、大树、标识，随随便便，窗外移动的风景中，就可以列举出几百个名词来：桥梁、沥青、路肩、隔离带、行道树、水泥墩、金属栏、河流、水波、光线、泥土、三角梅……视野里看到的东西，全是坚实的名词。

漾濞，作为一个名词，它代表了云南大理州的一个县，代表着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我用百度导航，还能够查到它离昆明三百五十公里，离北京两千七百六十公里，离巴黎九千五百公里，离大理州府所在地下关只有三十八公里。我好奇的是，这块土地为何命名为漾濞而不是其他。人类对大地的命名，很多时候会借助一个参照物，让被命名的对象直观而明了。比如说山东与山西、河南与河北、湖南与湖北、广东与广西，还有黑龙江、四川、海南岛……这是上苍的视角，宏阔、辽远，千里河山用方位来标记，一目了然。当然，更多的命名是从微观的人间视角，浅显易懂。比如三棵树、双柏、黑土坳、红石岩、黑石头、大湾、临水、板桥……人迹板桥霜。我所寄居的昆明，城外除了有大板桥外，还有小板桥。遥远的古代，大地上沟壑纵横，此地与彼地往来不易，有时用一块结实的木板就可以解决两岸的沟通。板桥，它们是桥梁的先祖，是后来某种建筑奇迹的源头，与人类最初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板桥成为中国这块土地上使用得最频繁的地名，许多地方都有，它好懂，直接，不容易产生误读。这个地名的出现频率很高，相当于中国人名中的李刚、王勇或者刘强，大地上到处都是。西方有一些人名也是一用再用，比如约翰、丹尼、玛丽、爱丽丝……当然，也有不少浅显易懂的地名后来被时光更改，变得态度暧昧，来历不明。比如乌蒙山里的苗埂，它过去是一个村庄，这个地名曾让我想起一垄延伸开去的土埂，上面长满生机勃勃的禾苗，春华秋实，冬天归于冷寂，然后周而复始。我设想村庄也许就建在这条土埂的上方。但现在苗埂是一座高铁站的所在，它被巨大的候车大厅以及站前水泥浇筑的广场遮蔽，根本看不见丁点“苗埂”的痕迹。

但这还不是最让人困惑的地名。云南的一些地名，声音悦耳，朗朗上口，但却让人不得要领，因为它们是原住民的发音记录。比如“格以头”。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许多乘坐火车从那儿经过的人看着那三个字，完全不知其含义，那情景，就好似一个学中文的人，看到了一个高等数学的方程式。格以头，也许精通彝语的人才会知道它的确切含义。但我知道，精通彝语的人正越来越少，许多年以后，这三个字后面隐藏的含义，或许只能在地方典籍中查到。回想记忆中的格以头这个地名，想起当年我乘坐米轨火车从那座小站穿过，我知道这个名词的原义早已被浩如烟海的文字淹没，就像明朝一艘满载瓷器的船，沉没在了大西洋永远的海底，不再为他人所知。在云南大地上，这样被淹没在时光中的地名比比皆是。法者、以古、瓜乌、以萨、尾嘴……彝语中它们各自有清晰的含义，但用汉语标注读音之后作为地名，这些名词就像穿上了厚厚的盔甲，它们原初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明。

当然，不只是云南，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甚至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名词正在以不为人知的方式开疆拓土。从内地通往西藏雪域高原的铁路会经过一个重要的枢纽站格尔木，同时青藏、青新、敦格三条公路干线也交会于此，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此驻留和经过，他们也许知道这座声名遐迩的高原城市有着许多别称：兵城、路城、汽车城、盐湖城……但很少有人知道格尔木这三个字后面隐藏的真正含义。格尔木乃蒙古语的音译，意为河流密集之地，但哪怕你是一个精通蒙古语的人，乍听见格尔木三个字，你大脑里首先联想到的，仍然是作为名词的那座高原城市。原本的意思“河流密集之地”渐渐不为人们所知。更何况“格尔木”三个字的发音，与真正的蒙古语发音其实有一些差距。我查过资料，以前人们除了称它为格尔木，还有人读成高鲁木斯、郭里峁或者噶尔穆。我知道，再过个一百年或者一千年，格尔木就会成为一个单纯的名词，从河流密集之地这个古意上剥离出来，作为一座城市单纯的语言标识。

二

“漾濞”作为县治的历史不长。但县作为中国一级行政机构，却历史久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国家的缩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句话用来概括一个县的行政特点再准确不过。因为在中国的行政构架里，县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除了国防与外交，它几乎涵盖了一个国家所有的行政职能。《说文解字》说，“天子畿内，县也”。中国历史上，最早创建“县”这一行政机构的，是楚国。但将“县”发扬光大的，则是秦国。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郡下设县，此后“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穿越时空与战乱，保留了下来。两千多年来，县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最为稳定的行政单位。秦后的汉代，行政单位多了个州，变成了州、郡、县；到了唐代，把郡改为了府，县依然存在。到了明清，中央政府下面设省、府、县，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采用的也是行政三级结构：省、地区（市）、县。一花一世界，要了解中国，得从了解县开始。

既然县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那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代，每个县都是中央王朝的心头肉。说到底，一个国家的海晏河清、四海安澜，归根到底是维系在一个个县的和平安宁上。只要一个又一个县的人民安居乐业，主宰这个国家的帝王就可以高枕无忧。所以，每当王朝疆域膨胀，有了新的土地纳入国家版图，就会建县以治之，而取一个好的县名就成了管理者的当务之急。中国人历来重视名字与未来的关系，好的名字，得以在发令枪响之前抢跑，能够一马当先。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相信名字与命运的关系。他们如果做了父亲母亲，就会把一个孩子的未来寄托在他的名字上，相应的，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取名便会成为一件大事，但同时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人们相信，孩子的未来，以及后来的命运走向与人生的可能，都隐藏在他的名字里。也不仅是孩子的名字，到了商业社会，生意人对公司名字的重视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的寄望、担忧、恐惧、怀想甚至催生出一个取名产业。每一座人口聚集的城市，都会有一些取名公司，那些整天琢磨名词的取名者，将中国汉字中带吉祥如意的字披沙拣金进行排列，无数形容词、动词穿上名词的马甲，张富贵、林辉煌、李有志……成了一些人终生的标识。

这样的心理放大到一个县，取名当然更是慎重。所以中国的县名，历来都不简单，尤其是一些历史久远而又身处要隘的县，从古至今，更换过不少名字。这不仅说明人们对县名的看重，更表明王朝的统治者对这块土地的寄望。当然，说到名字最多的城市，还要数南京。从吴王夫差建金陵邑，到今天江苏省会南京市，两千五百多年的城市历史，由一长串名词构成。这座城市先后被称为秣陵、建业、建邺、建康、蒋州、昇州、应天、江宁……据说曾有七十余个名词之多。

今天的中国，数以千计的县，没有一个是重复的，所以寄信，只需要寄某某县便能够抵达，但是在百余年前，民国刚建立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民国三年一月，时任中华民国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上书袁世凯，申请对各省重复县名进行改定，并附上《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当时，中国这块土地上重复的县名比比皆是，有百余个之多。两县同名的有七十四个，三县同名的有十二个，四县同名五县同名的也不少，最奇葩的是，竟然还有六县同名。这个县就是河北的新城县，也就是今天的高碑店市。六县同名，给行政管理带来了麻烦，很难想象当时这六个县的县长如果坐在一起，会是怎样滑稽而尴尬的情景。要将同名的县剔除一些，保留谁呢？朱总长订了个大的原则：“凡两县同名，存其先置，新名从旧，仍还故称”。于是唐朝太和六年建立的河北“新城”县就保留了下来，而江西建于宋朝的新城县则改为了黎川县，山东的新城县改为了耏水县，吉林的新城县改为了扶余县，浙江的新城县改为了新登县，贵州的新城县改为了兴仁县。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行政构架中的一环，县的重要毋庸置疑，我们追寻一个人的历史，谈到他的籍贯，往往也只具体到县，而忽略了它上面的省以及下面的乡镇。《聊斋志异》里讲了许多故事，在介绍人物时，常常会说到这人是何方人氏。比如：“甘玉，字壁人，庐陵人。”庐陵是今天江西的吉安县，出过许多名人。翻开中国历史，小到平头百姓，大到皇族贵胄，都是这样表述的。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

因此，对一个县的命名，就兹事体大，但无论怎样取名，大体代表着良好的祝愿与寄望。所以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许多吉祥安康的县名，比如姚安、永善、安顺、富宁、吉首、延庆、安宁、富顺……简直数不胜数。但也有一些县名，让人能够隐约看见后面曾经有过的烽火历史。比如云南的宣威县，地处贵州进入云南的要地，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就设置了郁邬县，此后又几易其名，到了清朝改土归流时期改为了宣威。作为清军入滇的第一关，朝廷将其改为宣威，其义在宣扬朝廷的威仪，就带有了欺负人的意思。当然，这还不算最极端的县名。改土归流那段历史，意味着战争、烽火、杀戮、征讨……那些风云激荡的岁月，似乎可以浓缩在一些意味深长的县名里。云南有一个县叫“武定”，从这个县名，就可以让人看到一些端倪。

作为县名，漾濞一定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它不像江口、驻马店这样直白，也不像安顺、延吉、禄丰这样入世，更不像镇远、武威这样铁血。和它们相比，“漾濞”含蓄、隐晦，是一个能指与所指都不甚清晰的地名，恰恰因为这样，我决意要去这个县看看。自从大地被命名，人的一生，大体上会抵达许多地方，也会与另外的一些地方擦肩而过。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它们只存在于地图上，而另外一些地方，也只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终生只会远眺而不可能抵达。因为广袤的大地上，不是每一处风景都为你敞开怀抱，而人又不可能同时置身于不同的空间。一生中的两万余天时间，你在这个地方出现，就意味着可能在其他地方缺席。亲近了一些地名，就意味着对另外一些地名的疏远。

有了这个愿望，漾濞就算是我旅途上的故乡了。在去之前，就像了解一个即将走动的远房亲戚那样，我打听它的前世与今生。查阅资料，我才知道，之所以取名为漾濞，是因为在苍山的背面，有两条河流，一条为“漾水”，一条为“濞水”，汇合在一起后称为漾濞江，而县城，恰好建在二水合流之地。

三

女娲、夸父、精卫、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甲骨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翻开中国的历史，我看见一堆名词站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源头。几千年的历史，被时光淘洗过后，剩下来的似乎也只是一些名词。夏朝、商朝、周朝，秦朝、汉朝、三国、两晋、隋唐、宋、元、明、清，再加上阿房宫、长平之战、兵马俑、鸿门宴、文景之治、井田制、《史记》、官渡之战、三国、赵州桥、孙思邈、李白、杜甫、《长恨歌》、印刷术、《本草纲目》、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不难看出，是名词构成了中国历史的骨架血肉。

具体到漾濞也一样。这块土地会令人想起汉朝、益州郡、哀牢国、云南郡主这样一些名词。翻开这座县城的历史，会看见漾濞曾在唐代显赫一时，作为滇西的交通要道，漾濞早在公元前一百多年就纳入汉王朝的疆域。到了唐代，随着吐蕃势力的强大，他们在漾水和濞水交汇处筑城，漾濞古城就此诞生。为了沟通东去的道路，吐蕃还在漾濞江上建造铁索桥，借以通往苍山以东的洱海地区。据说，这座铁索桥曾是中国最早的铁索桥，甚至也是人类记载中最古老的铁索桥。作为唐王朝与吐蕃的交会之地，这儿有着土地的相嵌。上千年来，权力的交锋、文化的交融、血缘的渗透、民族的融合，都曾以大戏的方式在此上演。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漾濞在苍山的背面，在喧哗和热闹的背面，是一处鲜为人知的所在。在滇西大地上，南北走向的苍山像一块巨大的屏风立于洱海的西侧，屏风的正面视野开阔，是云南大地上的一个历史舞台。苍山与洱海，还有两者之间的平整土地，曾孕育了大理国。今天，仍然有无数的旅行者慕名前来，观看这块土地上风花雪月的演出。三塔、崇圣寺、大理古城、洱海……人们在其间流连忘返，很少有人会动去苍山背面看看的念头。就像一场盛大的演出曲终人散，人们不会跑到后台去了解个究竟。然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后台”永远是出故事的地方。换句话说，前台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被后台左右和决定的。

事实上漾濞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忽略的后台。如果时间往前追述，苍山洱海一带，史书上记载，唐神龙三年，也即公元七○七年，唐朝大军与吐蕃大军在苍山背面大战，结果唐军大获全胜。为解除吐蕃对苍洱地区的袭扰，得胜后的唐军将领唐九徵将铁索桥拆毁，并将铁索铸成一根记载其功绩的铁柱，立于漾濞古城边的竹林寺。虽然今天这根铁柱已消逝在时间的大风中，但这件事在云南历史上很有名，足以占据云南文化史的一个章节。滇池边有一座大观楼，上面悬挂着孙髯翁所撰写的古今第一长联。上联写的是滇池周边的景致：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下联写的是云南的历史：数千年往事，涌向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何在……从汉代到元代的千余年时光，被孙髯翁概括为十六个字：“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这些都是云南历史上绕不开的重要典故，而云南的唐代历史，就浓缩在“唐标铁柱”这四字里。

事实上，漾濞在云南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远非只有“唐标铁柱”。作为南丝绸之路的要冲，漾濞虽然建县的历史不长，却一直担负着中原文明、巴蜀文明与外界交往和沟通。董孟雄与郭亚非合著的《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中谈及：“在公元前三二二年建立的印度孔雀王朝的两部重要著作——《政事论》和《摩奴法典》中，就已有‘丝’的记载。”公元前五世纪，恺撒大帝身着丝绸盛装出现在王公贵族前，引起朝野震动，大家被突然出现的精美华服惊得目瞪口呆。很显然，恺撒大帝身披的丝绸盛装，只可能来自东方。但它并非是通过后来张骞开辟的那条丝绸之路。拨开时间迷雾般的帷幕，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缅甸、印度、阿富汗而抵达欧洲的“南丝绸之路”，就已沟通着民间的商贸往来。当时，从成都前往云南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灵关道，一条是五尺道。两条古道在大理会合后转向西南，经龙尾关，也就是今天云南的大理下关，再至博南。博南是如今大理永平县的古名，而漾濞县恰好在下关与永平之间。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漾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历史。苍山背面的石门关在漾濞境内，关内是一条宽约百米、长达千余米的断崖峡谷，两侧石壁高耸，模样极像一道巨大的石门。数百年前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也曾慕名前往，并留下“露出青芙蓉两片，插天拔地，骈立对峙，其内崇峦叠映，云影出没，令人神跃”的文字。当年，大理政权固守在洱海边，山水相隔，元军一时难以攻克。面对高耸的苍山，元军首领忽必烈脑洞大开，竟然想出从石门关翻越海拔四千余米的苍山进击，这出奇致胜的一招险棋，令大理国的守军猝不及防，延续了数百年的大理地方政权就此谢幕。大理国既灭，云南作为一个行省，再次被纳入中国版图，同时也结束了唐宋以来，南诏国、大理国地方割据的历史。从那以后，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才从洱海之滨的大理，移到了滇池畔的昆明。

然而，当岁月的大风吹拂过后，历史逐渐风化的躯体上，只剩下一些形销骨立的名词。松赞干布、西藏、文成公主、唐蕃会盟碑、袁滋摩崖、茶马古道、南诏、大理国、元朝……这些时光深处的名词，它们是历史的指路经，每一个名词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见水草丰美的万里河山。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