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8年掀起了第一次读书运动，倡导读社会主义新文艺。当时我和严家炎、王世德三人正在随杨晦、钱学熙攻读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大量读的都是中国古典和外国经典。《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光未然)和副主编侯金镜为推动读好书，把我们三个人和李希凡、李泽厚一道聘为特约评论员。李希凡和王世德最关心当下的新文艺，不少新作品一出来就积极参与评论，《青春之歌》《红旗谱》《我们播种爱情》等都在评论之列。我受时代的感染，也在此时开始写文艺评论。我对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多次做过评论，对《七根火柴》的评论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做过传播。我为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写过一本评论小书，一下就印了十万册，作为全国读书运动丛书中的一种，向全国推广。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正是在那意气风发、佳作频出的年代，我逐渐改变了过去只重中国古典和外国经典的价值观念，树立起了新的价值观念：只有社会主义文艺才应成为新中国文化的主流。我们要继承中国古典，借鉴外国经典，但最终目的应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我的这个价值观念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受到了冲击。1984年初，我受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之邀，和汤一介、乐黛云一起去了深圳大学，参与创办中文系，发展人文学科。最初三年，我一年中有半年住在深大校园内，夜晚只有香港电视可看。香港两个英文台，每晚都播放一两个外国电影，不少是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经典之作。在那三年间，我陆续看了百多部电影，对国外的电影发展到什么水平，有了一些了解。但没有想到的是，1986年我第一次跨过深圳河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客，在山顶新亚书院会友楼住了一个多月。饶宗颐、李达三、袁鹤翔和我交谈中都说到，我从香港电视中看到的那些电影，都已属于过去式，如今港台流行的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才是主流。我一听，开始时觉得惊异，大众文化怎么能成为主流？后来我在袁鹤翔、杨勇等陪同下，去街头巷尾、文化广场等处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发现大众文化于香港真的是无处不在。这也不足为怪，港英政府在香港推行资本主义自由化，社会主义文艺也就难以成为主流。但在内地，大众文化也会成为主流吗？

当大众文化也在内地蓬勃兴起之际，文艺学界对此曾有过争论。曾有对大众文化一笔否定之声，将其贬之为庸俗、低俗、媚俗。但也有为之拍手叫好之论，推崇大众文化必将成为主流。我则以为，对大众文化不能一笔否定，但不相信大众文化能成为主流。我倡导对大众文化也要作价值分析，其中优秀之作也有美的创造，但大多为浅显之美。若要探索深邃之美，还是要着力发展主旋律文艺，只有社会主义文艺才应成为主流。主旋律文艺既要吸取大众文艺之长，又要借鉴历来高雅文艺的经验，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雄居主流地位。还是从这种价值观念出发，我虽长居深圳，却一直关注着主旋律文艺在如何发展。

深圳的大众文化发展得早，华侨城在20世纪90年代就先后建成了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三大景区，声名鹊起。文艺评论家李准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特从北京来访华侨城，掌门人马志民知道我俩在北京时就是老熟人，就把我从深圳大学接来，陪同李准一起考察，得以边看边聊。当时深圳已成立了文艺评论家协会，我最关心的是今后文艺会怎么发展，担心大众文化风起云涌，兴盛之势会不会把主旋律文艺挤向边缘，大众文化成了主流。李准听后，就坦率地对我说：你这担忧自有道理。文艺决策高层也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要防患于未然。文艺的发展要依赖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两轮转动，双翼齐飞，这方针已定了，下一步，他已提出一个方案，就是要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项基金，着力支持艺术精品、优秀文艺作品的创制。艺术生产走向商品化之后如何发展，我俩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的价值学说，艺术生产虽然也是一种生产，但并非一般的商品，不同于物质生产，而是精神生产，应是精神价值、审美价值、社会效应优先，不能由交换价值、剩余价值来主导。李准告诉我，他的使命就是要动脑筋思考怎么发展主旋律文艺，多出艺术精品。他的一番话，使我感到欣慰。他知道我一直在倡导建设文艺美学，此次就对我说：今后电视剧要大发展，你研究文艺美学，要更多关注电视剧这一艺术新品种，探索其美学规律。

他的这一提醒，使我受益匪浅。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正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任职的周海婴就和我说起过，他们要“大办电视剧”。当时，电视剧这一艺术新品种尚属初起，我并不太在意。可是发展到90年代，电视剧已蔚为大观，不能不令人注目。此后，我对文学艺术的关注，就真正从文学创作逐渐转向了以电视剧为重心，我的艺术视野由此而大为扩展。

我国的电视剧，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1978年，当时的电视剧还只有8部(集)，1980年就升到111部(集)。到了1989年，电视剧突飞猛进，从短片发展到中片，再到长篇连续剧，竟猛升至1126部，近8000集。我国的电视剧发展到2012年数量达到了最高值：506部，17703集。但国内电视台每年的播放量也就只有8000集，因此，此时电视剧已出现了产能过剩。

但量的迅猛扩大并不意味着质的必然提升。大众文化在扩张，主旋律文艺也在发展，但质的提升显得滞后，有些文艺评论已指了出来：说教性强，艺术性弱，接受度低。大众文化中确实存在着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有些影视作品还在极力渲染暴力、色情、权谋。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他鼓励文艺界，再接再厉，更上层楼，越过高原峡谷，攀登艺术高峰。

2014年是我国文艺发展中的关键年份，文艺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以内容为王、质量为重。发展到2020年，电视剧生产已从2012年506部的量降到202部(7476集)，但精品不断涌现，佳作频出，发展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文艺逐步向高峰攀登。在众多精品佳作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时重看的至少有十部。《觉醒年代》《大决战》《外交风云》《海棠依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五部，我分别看了三至五遍，《人世间》《我的1997》《运河边的人们》《春风又绿江南岸》《激战江南》这五部，我也都看了三遍。

为什么这些电视剧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常想起张光年(光未然)对我说起的一番话。这位以《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著名的诗人和主掌《文艺报》的文艺评论家，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曾和巴金一道重振中国作家协会，积极推动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施行。为了在麒麟山筹建创作之家，他曾多次来深圳，我在创作之家就见过他三次。我们在说到什么是好作品时，他旗帜鲜明地说：一要反映时代，二要创造典型，三要情动于中。他所说的这三点，言简意赅，我就牢牢记住了。

时代在前进，文艺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新时代，促使新时代的文艺生成了新局面、新境界。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的文艺作了一系列新的阐发，我受此启发，也有了一些新的思索。我觉得，新时代的文艺，由于主旋律文艺的迅速提升，牢固地雄踞主流，将现代性、民族性、超越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堪称新主流文艺。新主流文艺，乃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时代巨变。众多艺术家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和艺术意境，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对此充分展开，仅就三个关键点，稍作简要说明。

文艺应反映时代，成为时代的晴雨表。但每个时代中，既有精华真善美，又有糟粕假丑恶。社会主义的文艺反映中国式的现代化，就应高扬时代精华真善美，鞭挞时代糟粕假丑恶。时代精华真善美在广大人民的精气神中得到了集中表现，所以，社会主义文艺就必然要彰显人民的精气神。作家、艺术家若要在文艺创作中反映出时代真善美和人民精气神，就需具有蕴含现代精神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说道：“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来引导我们前进呢？早在1859年，马克思认为，文学艺术应该反映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表达社会主义理想。依他之见，社会主义思想，乃是当时“最现代的思想”。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知先觉的革命前辈李大钊、陈独秀等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力主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方有出路。我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为什么发生在北京大学这一问题产生过兴趣。1955年底，北京大学把我送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习哲学，听胡华、何干之讲中国革命史，引发了我的思索。我在北大的文艺学老师杨晦，就是“五四”老人，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那年，向平民扩招，才进了北大，并且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德珩等几个人，最先闯进赵家楼。我从杨晦那里听到不少故事，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为什么发生在北大，比较清楚了。但是，为什么李大钊、陈独秀会从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走向创建中国共产党，我所知不多。看过《觉醒年代》之后，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李大钊、陈独秀之所以要创建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引领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为了人民的解放，这正是创建共产党的初心。《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就是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他在2014年完成《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创作之后，就着手构思这部新电视剧，他的创作动机就是要体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价值观念。全剧以蔡元培主掌下的北京大学为基地，展现了从1915年到1921年这六年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历史进程。从北大红楼，经上海石库门红墙，再到嘉兴湖中的红船，其间充满了真善美对假丑恶的斗争，此起彼伏，目不暇接，使我感到既亲切又新奇。全剧新意迭起、精彩纷呈，使我敬佩不已。

我亲历过日军侵华施加给中国人民的苦难，我的妈妈、祖父和小妹均在逃难中先后去世。我长大后，爱看人民战争的小说，读过不少抗日作品。但我很少看到讲述在日寇统治的沦陷区里中国人民如何抗日的作品，所以，当电视剧《激战江南》一出现就吸引了我。剧中所演绎的太湖游击队的故事，正是我少年时代所熟知的题材。其中，太湖游击队司令薛宏辉等的艺术形象，就来自于现实，以解放之初的无锡县县长薛永辉和副县长张卓如等为原型。这些人物，不仅是我父亲的同窗或好友，而且是我在解放后参加学生运动时常打交道的领导。他们在太湖打游击时，不仅要和日本鬼子的清乡扫荡做反清乡斗争，而且还要和汪精卫的伪军、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中统、军统、太湖中的草寇和义军多方周旋，斗智斗勇，方能不断壮大自己，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激战江南》就反映了那个时代江南抗日斗争的独特性、复杂性，其背景就在太湖周边的苏州、无锡，我的老家所在，使我更感到亲切动人。

规模宏大的《大决战》，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剧中全面展现的三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正是我即将跨入青年时代时所逢遇的重大历史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抗日战争在1945年8月取得胜利之时，我12岁，刚好上初中，对未来滋生了美好的憧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中国人可以安居乐业了。可是，残酷的现实打破了我的美梦，蒋介石消极抗战，日军一投降，就立即行动，迅速派出劫收大员，抢先劫收敌产，肥了高官，却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苛捐杂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1947年，我去无锡城里看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见识了国民党高官面对前线“吃紧”却仍在陪都“紧吃”的场面，接着就是争先恐后地到上海等富饶之地去劫抢敌产。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中国人民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青年起而反抗。我在1948年也秘密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了反内战、反抽丁、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并为迎接解放而开展了护校运动。但是，我对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以及深层原因却知之不多。这部电视剧不仅全面展现了三大战役的历史进程、来龙去脉，而且深刻揭示了引发这一战争的深层原因。为了维护蒋家王朝中的四大家族，扩张官僚资本，蒋介石一心想消灭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悍然发动内战。但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奋起反击，乘势而为，转弱势为优势，汇成声势浩大的解放战争，解放了全中国。电视剧《大决战》在全面展现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不仅尽力表现出了解放军将帅们的智仁勇，而且突出了参战和支前的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剧中，1949年8月，解放战争的最高统帅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和战友周恩来对谈中，说出了为什么能在三年中取得伟大胜利的深层原因，那就是：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制订出了高超的战略、战术；依靠广大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各界人民的广泛支持。人心的向背、人民的支持乃是取得胜利的终极原因。蒋介石成了孤家寡人，最后只能逃向台湾藏身。

脍炙人口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把我重又带进了由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辉煌年代，引发我无数珍贵的回忆。正是由于邓小平的高瞻远瞩，敢作敢为，勇于反思，自我革新，纠正了以前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倡导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方针，从而把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到崭新的水平，突飞猛进。我们这些受新中国培养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学人，受到改革开放的鼓舞，纷纷积极响应。我们这一代的主要科研成果大多产生在邓小平时代。最后，像我这样的学子，过了50岁，竟还落户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在此落地生根。看到这样的电视剧，重又激发豪情，催人奋进。

梁晓声花了五年的时间写成的百万多字长篇小说《人世间》，又由王海鸰等改编成了同名电视剧。我从电视剧中获得的最深的感受，就是其中突出彰显了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精气神，反映出了人世间平常百姓家的真善美。全剧聚焦于东北江辽省吉春市内棚户区的周家，展现了三代人在近半个世纪中的历史命运，重心则在呈现第二代人周秉义、周秉昆和周蓉三兄妹的悲欢离合。第一代周志刚乃解放前一个闯关东的贫困农民，获得解放后，一跃而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并去大西北支援三线建设。第二代有了更好的命运，大哥周秉义先是上山下乡，后又参军，走上仕途，在首都任职，但不忘家乡百姓，回到东北老家先后当了市长、书记。他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改造贫民棚户区，让百姓们从阴冷潮湿的低矮棚中，迁入了阳光照耀、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二妹周蓉爱好文学艺术，富有浪漫情怀，爱上了浪漫诗人，去了贵州山区任教，后来考上了北大，从事文学研究，最后写出一部回忆人生的长篇小说，再由亲密知己蔡晓光策划，拟改编成电视剧。最小的周秉昆却长期守在棚户家中，和郑娟一起全心照看着病在床上的老母亲，直到棚户拆迁，才彻底改变了命运。《人世间》把一家人的命运放置于前景，而把国运和时代作为背景，通过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折射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堪称平民史诗。《人世间》着力于反映平民百姓的世态人情，深入到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爱国之情，人间真情，极富人情味。正如梁晓声所说，这部著作，“尽可能广泛地通过人物关系描绘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从民间角度反映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图景”。正是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深深打动了人心，引发大家的共鸣，好评如潮。

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应把体现现代先进思想、价值观念置于首位，理所当然，毋庸置疑。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掌握世界有其特殊的方式。文学艺术不像科学理论那样，要以概念、判断、推理等抽象方式形成理论抽象，而是从深切体验生活出发，通过意象经营，塑造艺术形态，创构艺术意境，以生动活泼的艺象来体现现代先进思想、价值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恩格斯倡导，文学艺术反映生活，不仅要有细节的真实，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环境和人物互为因果。但是文学艺术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不能不因时反映出时代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戏剧为例，恩格斯提出，优秀剧作应具备“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文学艺术要把思想深度、历史内容、生动情节完美融合，绝非易事，所以，恩格斯寄希望于未来：“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这种融合，既要吸取中外古今的历史资源，又要在新时代的价值观念主导下加以创新。对我们来说，祖国传统文化中一向重视的艺术意境的创构，就值得好好借鉴，将艺术意境的营构和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相融合，创造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艺术新艺境。

在我看来，精塑典型形象和创构艺术意境并非互不相容的对立两极，而正是可以互补、相互促进的积极要素。两者应该而且可以发扬各自所长，予以完美融合。典型形象之所长于再现生活，把生活中众多的形象收集起来，向内聚集在典型的“这一个”中，以少总多，以小见大。意境营构之长于表现情意，赋予意象以知情意，形成富有精神氛围的意义场，引人入胜，使人如身临其境，自由伸展，由此及彼，引发联想，向外舒展，使人有限进入了无限的境界。但意境的营构，并不只限于抒情文字之中，王国维在倡导意境说时，早已觉察到了元剧的最佳之处，就在于“有意境而已矣”。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推崇小说要创出“新意境”。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善于创造意境，但意境中常常只见物不见人。深圳有位从西安来此落户(1985年)的长安画派的王子武，以人物画的创新著称，用水墨画人物，常以寥寥数笔，画出了人物的神韵。在他笔下，齐白石、黄宾虹、蒋兆和、曹雪芹、李白、杜甫、沈括等文化名人，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使人感到寓意深沉，被尊称为写意人物画，自成一家。更有不少人物画，还用水墨寥寥数笔，创构出了深远的意境。一幅《关中道上》，两个农民，驾着三匹马，运送秋粮奔驰在关中道上，寓意无穷，意境深远，令人赞叹。我70岁时，他知道我属鸡，特为我画了一幅画，一只雄鸡立在山巅巨石上，高声一啼，他亲笔题名为：雄鸡一唱天下白。王子武的写意人物画突破了传统山水画、花鸟画，创构了以人物为主的艺术意境，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如今，新时代的新主流文艺崛起，更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中华美学精神，不少艺术佳作不仅塑造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且还创构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意境，扩展了精神视野，增添了艺术魅力。

《觉醒年代》精雕细作，塑造了三大类型的典型人物：一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创始人，第一代革命先辈，光辉照人；二是以蔡元培、鲁迅、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思想火花四射；三是以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青年一代革命人，为探索革命道路，砥砺前行。电视剧在塑造这些人物的典型性格时，实地展现出了当时的典型环境，为凸显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联，电视剧借助于意境的创构。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得知陈独秀到北京出差，竟三次亲临前门的客栈诚意邀请其来北大主掌文科。此情此景，构成了一种意境，使人不由得想起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情景。蔡元培此举，也正凸显出了他的典型性格，继承和发扬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中华美德，意与境深，相得益彰。在剧中，毛泽东的出场、鲁迅的出场和创作《狂人日记》的情景，都带着浓浓的时代氛围，营造出了一种意境。鲁迅出场时，周围一片死沉，北洋军阀刽子手行刑，刀光剑影，悲惨气氛，但围观者麻木不仁，还有人抢着做人血馒头。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想起鲁迅《药》和《呐喊》中所描写的铁屋子的惨境，使人透不过气来。毛泽东出场时，阴雨连绵，迎着风雨交加，抱着新出的《青年杂志》逆向而行，营造出了毛泽东后来诗中所写的意境：“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觉醒年代》当属宏大叙事，但在宏大叙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意境，众多的意境由不同的意义场构成，串联起来成为一个立体化的整体。《新青年》自沪迁京，陈独秀和高君曼团聚在北京新家过年，胡适来访，相见甚欢，畅开胸怀，大谈“六喜”，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意境。李大钊受蔡元培之邀，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从河北老家接赵纫兰到北京建新家，一起砌火炕，也是一片欢乐意境。纵观全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三重意境。一是李大钊、陈独秀带领北大学生，登临长城。天高云淡，长城蜿蜒盘旋于群山，陈独秀一声感叹：“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接着，望长城内外，一股浩然之气升腾而起，陈独秀转而畅谈革命理想，李大钊则呼唤学生要发挥青春活力，引发学生的一片欢腾，呈现出了壮美的意境。二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在上海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先是陈延年在公园里的湖边草地树荫下和同道好友柳眉珍重道别；接着，陈独秀送他俩去轮船码头，依依惜别，恋恋不舍。此情此景，不由得使我想起了鲁迅写海婴的诗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但蒙太奇突然转换，出现了陈延年、陈乔年惨遭国民党杀害的场面，令人震撼。他俩壮怀激烈，视死如归，慷慨就义，洒下鲜红的热血，这是一重悲壮的意境。此情此景，立即使我想起了龙华监狱的一首壁上诗：“龙华千古仰高峰，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三是1920年腊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赴沪，在海河边的堤岸上，深谈建党的情景。二人目睹逃荒来的各地灾民，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李大钊和陈独秀心灵震撼，泪流满面，决心建立中国共产党。剧中，李大钊问：建立什么样的政党？陈独秀答：一个用马克思的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让中国人都过上好日子。李大钊补充说：为了中华民富国强；陈独秀又加了一句：为了民族再造复兴。这就是当初之所以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从此南陈北李为了建立共产党而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这一重呈现的乃是崇高的意境，全剧走向了高潮。

在宏大叙事中引入意境的创构，使重大事件的展示也能诗意盎然，令人难忘，有助于再现典型环境的深化。电视剧《外交风云》在展现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美国总统尼克松二次访华的30年间外交的历史画卷中，不时引入意境的创构。在《外交风云》中，柬埔寨西哈努克三次访华(1956、1958、1970)，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待，不分大国小国，营构了“美美与共”的和谐境界。毛泽东和法国总统戴高乐虽远隔重洋，但心有灵犀一点通，都推重独立自主，因而在西方大国中，法国首先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戴高乐敬佩毛泽东，心中念念不忘想亲访中国，但不幸病故，也为毛泽东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中国驻法首任大使黄镇和戴高乐交往也甚为融洽，他和夫人朱琳对旅法画家潘玉良的友好支持也充满了诗情画意。美国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充满了戏剧性，但这戏剧性融合进了诙谐的意境之中。

电视剧《海棠依旧》更是别具一格，诗意盎然。此剧乃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着力刻画周恩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辉形象，充溢着家国情怀，更具个性特色。此剧从头到尾，都以周恩来所住的西花厅前的海棠树贯穿始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海棠树下共吟苏轼的海棠诗：“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共同向往着国家的美好未来。但在“文革”的冲击下，海棠花亦渐飘零，周恩来在病中看到落叶缤纷，感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斯人已去，邓颖超独自在海棠树下徘徊，寄托深沉的怀念和哀思。

如何在宏大叙事中融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意境的创造，新主流文艺已经有了不少探索，值得今后进一步关注。

依我之见，西方前不久兴起的气氛美学和显现美学，恰好和我国的境界美学相通，正可以相互印证，加以吸收。

多年来，文学艺术界一直在推进现实主义创作，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也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推重现实主义的初心。但是有些文艺理论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解析只提现实主义精神，不谈浪漫主义情怀，却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思索。若从创作实践出发，其实新主流文艺的不少剧作都既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又体现了浪漫主义情怀。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已经鲜明地提出，作家、艺术家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里突出的是“观照现实生活”，必须要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更进一步倡导，作家、艺术家在塑造艺术形象时，应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这样说道：“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

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积极倡导下，新时代的文学艺术越来越关注当下现实，积极反映现实生活。文学艺术要反映现实生活，源于生活而又要高于生活，怎样才能高于生活？这就需要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来观照生活，进而塑造形象，创造出具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美学风格的艺术作品。

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以王安石诗中的此句为标题，富有诗情画意，一下就吸引了我，让我想看个究竟。果然，剧中确实为我们展现出了江南县的美丽风光，春风又吹绿了江南，乡村振兴，预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然而，这江南美景的重现，却是经过了广大人民辛勤的劳动、精准的治理，艰苦奋斗出来的。面对江南岸边的环境日益恶化，生态破坏日趋严重，江南县委书记严东雷觉悟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迎难而上，带领江南县人民积极投入环境治理、绿色发展之路。这是一条艰苦奋斗之路，不仅要和各种为了维护少数人私利而不惜破坏环境的势力做斗争，而且要花大力气克服只想保持现状的保守思想，建设生态文明。但要建设生态文明，却非易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关联着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改革需进入深水区。江南县的改革，以生态文明优先，带动了全面改革，带领江南县人民走上了绿色发展的康庄大道，方出现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美景。这部电视剧从生态治理这一小切口反映出了大问题：振兴乡村向何处去？只有以生态文明优先，建设美丽乡村，期盼广大人民都能过上美好生活。《春风又绿江南岸》既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又充盈着浪漫主义情怀。

另一部电视剧《运河边的人们》把我们带入了运河两岸人民的生活世界，触及了历史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这一重大难题，使我很感兴趣。贯穿6000里的南北大运河，在祖国大地驰骋奔腾了2500百年，从北京到杭州，穿过最富饶美丽的江南地区，连接了21座城市，形成了独特的风景线，孕育出了中国特色的光辉灿烂的运河文化。我从小生长在连接着运河的伯渎江，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就是盼望哪天能乘着轮船从杭州一直到北京，亲眼目睹运河两岸的风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虽有缘乘船从苏州到了杭州，又从无锡乘船到了扬州，却再也无缘乘船去扬州以北。《运河边的人们》为我们展现了江南运河的历史巨变。身处江南东江市的大学教授梁家轩，一生都在研究运河的历史。面对运河日益受到污染，逐渐变成垃圾池和臭水沟，他痛心疾首，著文呼吁：救救运河。他的女婿路长河与妹妹路小惠都积极投入了治理运河，东江市副市长亲自担任综合治理运河的总指挥。经过多年坚韧不拔的艰苦奋斗，终于使运河水清岸秀，两岸平民百姓开门见河，推窗赏月，过上安乐舒心的美好生活。昔日的垃圾河、臭水沟，如今改造为可以泛舟河上、赏心悦目的游览胜地，迎来了联合国教科文专员的实地考察，终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剧把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治理巧妙地结合起来，突出表现了这一价值理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剧中既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也充盈着浪漫主义情怀，富有艺术魅力。

我之所以对《我的1997》产生兴趣，也正在于剧中体现出了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融合。全剧聚焦在北京、深圳、香港三地，尤重香港这一背景，展现出了北京知识青年高建国闯荡香港尽力拼搏而取得杰出成就的复杂过程，为迎接香港回归作出了实绩。全剧的重心是展现小人物的历史命运，但小人物印证了大时代，通过小人物的历史命运，反映出了大时代的巨变、香港在回归祖国前20年的动向、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的沧桑。北京知青高建国因失手打晕了人，以为闯下大祸，急忙逃到深圳，又从深圳偷渡到香港。但他自有人生理想，坚信“有志者事竟成”，一定要混出个人样。他从一个打工仔做起，后来努力读书，考上香港大学，正逢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到深圳开办了电子厂。在深圳，他又和已到深圳发展的弟弟高建军及至友安慧、安国庆等重逢相聚。受到祖国改革开放奋发精神的鼓舞，他说服了岳父、香港富商李健盛，力排众议，带头留在香港，决不外迁。香港回归之前的数年，不少人对“一国两制”并不了解，人心惶惶，准备去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高建国高瞻远瞩，坚信香港回归后若和深圳等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密切合作，必将开创走向繁荣的新路，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那时，香港尚未回归，尚无大湾区的构想，如今，高建国的理想，正在逐渐转化为大湾区的实践。

最后我还是要对《人世间》这部公认为严谨的现实主义剧作再抒己见：即使是严谨的现实主义剧作，也仍然需要浪漫主义情怀的融入。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但如何反映生活，需有理想的介入。历来的美学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最重生活，力主美在生活。但他也意识到，并非一切生活都美，应当如此或理应如此的生活才可能美。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雨果说得好：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说得上生活。你要了解生存与生活的不同吗？动物生存，而人则生活。美好生活是有理想的生活。“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是古谚，但《人世间》里的周秉昆和郑娟虽然贫困，却在贫困中仍然能享受到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希冀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逐渐改善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如果心如死灰，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人生就毫无意义，还谈得上有什么乐趣？梁晓声曾在2019年一篇题为《现实主义亦应寄托对人的理想》的专访中，说得很清楚：“我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亦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现实中的人向往美好生活，而美好生活又赖于建设美好社会，梁晓声在2010年写过一篇《关于民间意识形态与和谐社会》，把社会的意识形态分为三类：民间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依他之见，建设和谐社会，最理想就应把这三种意识形态和合一体。他在小说《人世间》中塑造了三类人物形象：周秉昆、周秉义、周蓉，就体现了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和合，这正是梁晓声所要表达的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梁晓声在小说《人世间》于2019年荣获茅盾文学奖之后，又出版了《觉醒》《我和我的命》，2022年3月又推出新作《中文桃李》。在这部长篇新作的发布会上，他答记者之问，其中说到：我已70多岁了，“70多岁的人生走过之后，始终有那么一种想法，就是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什么是最主要的？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过眼烟云，就像《人世间》歌中所唱，‘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

△梁晓声《我和我的命》

我想说的是，真善美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期待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应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结合起来，精塑典型形象，创新艺术意境，高扬时代真善美，彰显人民精气神。